英国南部一位名叫芭芭拉·赫伯特的妇女，在母亲去世后，竟然发现自己并非亲生，并在养母留下的文件中找到芬兰的一个人名和地址。几经联系，却无回音。于是她向芬兰当地的一家报纸求助，才由一位记者查出真相。她的生母于1939年被送往英国，当时怀有两个月的身孕，后生下孩子，又被送回芬兰，24岁时自杀身亡。
赫伯特夫人觉得事情并没完结，她似乎听说自己还有一孪生姐妹，于是她向当时出生的汉姆斯密斯医院查询，得到了证实。最后，姐妹两个终于相见。
这两位孪生姐妹，除了赫伯特夫人体形略胖，似乎没有什么大差别。就连她们的智商指数也只相隔一点。一年后再次测试，虽然两人的智商指数都上升了10点，但相隔仍是一点。
于是，基因学家们对这对孪生姐妹产生了极大兴趣。她们属于自然克隆的同卵双胞胎，即怀孕之后，受精卵裂变为二。她们出生之后，又被分开，因此，虽基因相同，生长环境却相异。
在西方国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一直认为两个孩子由一个母亲抚养，困难确实很大，所以被人收养的孩子，往往出生之后就离开母亲。这种情况现在已不存在。由于同卵双胞胎所占比率仅为三百分之一，而且一旦分开，就会很难相聚，所以，科学家们竞相寻找罗致这种例子，来研究自然和环境因素的相关重要性。
我们怎样变成现在这种模样？这些研究为这个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最佳线索。对普通人来讲，他们很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失败或成功，他们能否把孩子培养得更优秀，更聪明，更幸福。人的大脑和个性如何形成，科学家们一直对这个问题兴致勃勃，却又总困惑不解。而从政治上讲，自然和环境这一问题却是围绕“社会干预”展开辩论的中心点。如果我们的智力和个性发展都由基因控制，那政府就无事可做了。
由于双胞胎研究结果更倾向于自然的作用，所以便为遗传论者欣然接受，拿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双胞胎可以证明这点，我们从来就没任何变化，原来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劳伦斯把这个观点写进了他的新书《双胞胎、基因、环境及人类差别的奥秘》之中。而环境学家则谴责这种研究方法错误，甚至歪曲事实。当然，这些研究展示给我们的，要比目前为止这两派认识到的有趣和神秘得多。
19世纪末，查理·达尔文的表兄弗兰西斯·盖尔顿首先想到利用双胞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他杜撰了“优生学”这一术语，并提出外貌相像的双胞胎是由一个，而不是不同的受精卵孕育的。他还据此设计了估计基因影响的方法。他说，请看一下同卵双胞胎和普通的非同卵双胞胎各自间存在的相似之处。同卵双胞胎的共同性更多，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人出生时的基因决定的。盖尔顿的研究表明了基因对人类性格形成的首要性。
双胞胎研究为遗传学派针对各种指责进行反击提供了大量武器。其中一些源于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伯查德教授率先发起的继伯特之后大范围的双胞胎研究。他说这项工作非常有趣。而那些双胞胎，由于重逢，心情极佳，也乐意合作。现在伯查德教授已将8000对双胞胎记录在案。他们之中有些是同卵，有些不是，有些分开过，而大多数则是一起长大的。
另外一位名叫罗伯特·普罗尼的美国科学家，在瑞典有25000对同卵和非同卵双胞胎的合作对象，在英国有10000对。
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人们对遗传理论的科学观念已有明显转变。如今，没有一个令人尊敬的科学家会否认基因在大脑和性格形成中的作用。日趋激烈的论证问题也不过是这个作用到底有多大。
双胞胎研究包括一定范围内的身体及心理特征检查，从而推断出基因的作用有多大。一些人从事于疾病研究，如癌症、精神分裂症和酗酒，从中找出病因，用来治疗或控制病情发展。
还有些研究十分有趣。伯查德的同事大卫·里肯着手调查幸福的来源。其结论为幸福和财富、业务水平及婚姻状况无关，百分之八十都是遗传。还有一些研究引得怀疑主义者瞠目皱眉，因为这些研究试图表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宗教上的基要主义都有相当的基因基础。
而最值得争议的则是智商问题。伯查德的研究表明，人的智商水平百分之六十九到七十八都基于遗传。遗传比率相异，是由基因决定，而不是生活。
一些批评家，如斯坦福大学的人口基因学教授马卡斯·费尔德认为双胞胎研究有些受政治影响。明尼苏达的研究由1937年成立的先锋基因会赞助，研究遗传和优生，包括种族差异。而这个基因会却曾赞助过像菲律普·瓦施顿这样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研究不同种族的生殖器和大脑的相对大小，所以被指控有种族歧视动机，但被强烈驳回。里肯先生虽然对于金钱来源感到不安，但他却强调说先锋基因会从未对他施加过任何工作压力。
而重要的却是，双胞胎研究得出的遗传比率值总要比其它研究高出很多，伯查德先生的数据高达百分之七十八左右，而其它研究的最高值仅为百分之五十。这个差距引起了人们对双胞胎研究准确性的怀疑。事实上，分开后的同卵双胞胎并不是研究自然相对于环境的理想模板。最初，他们确实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即在子宫内。如果像现在的一些科学家所确认的，这几个月对大脑形成至关重要，那就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基因不同的非同卵双胞胎的智商要比其它普通同胞兄妹的更为接近。
费尔德曼先生谈到，把基因和环境割裂开来是不对的。这让人太担忧。他本人和自己的孪生兄弟就有着共同的职业、理想和朋友。他们的生活环境比多数同卵双胞胎的都接近。或许，盖尔顿的卓越研究就站不住脚了。可能是因为你看不到同卵双胞胎和非同卵双胞胎各自存在的相似点，才会把他们之间的不同归咎到基因上。
普罗尼教授对此并不否认。他说，基因作用的方式之一即是根据自我倾向，选择、设计特殊的环境。譬如，一个婴儿出生时可能是快乐型的。而这种快乐只会使母亲对他备加疼爱，这就会使婴儿更加愉快。即使这种有效循环可能源于孩子的基因倾向，但孩子出生后的经历更为重要。如果孩子从母亲身边带走，丢进托儿所里，就有可能不会快乐。或者，一个比较痛苦的孩子如果有一个始终如一疼爱他的母亲，也许就会高兴起来。
正如基因作用于环境一样，环境也会影响基因。譬如人的身高，在富裕国家里百分之九十左右都是遗传。但过去的数据却有些偏小，因为那时并非所有人都营养丰富，从而使基因充分发展。也就是说，遗传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受制于生活能否为一个人自然倾向发展提供合理的机会。
暂时不谈遗传研究结果，先看看其它应该考虑的原因。如果智商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属于遗传，那么另外近百分之五十则由其它因素决定。但有些情况，基因似乎影响很小。譬如，乳腺癌基因，单讲这种病，基因发展引起的可能性就极小。即使同卵双胞胎中有一位得了乳腺癌，另一位得病的机率也只占百分之十二。
再看一下性取向。一些研究表明，同性恋有一半是遗传，而最近研究过一对分开成长的澳大利亚双胞胎后却发现，同性恋在男性中的遗传率为百分之二十，女性则为百分之二十四。
假如这些数据无误，那么同性恋病因何在呢？生活在同一家庭中，显然不是。如果观察一下分开成长的同卵双胞胎和一起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就会发现他们都极其相像。由此证明，家庭的影响并不大，这点可由一个家庭收养的一群生父母不同的孩子进一步证实。与邻家孩子相比，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会更多些吗？不会。
理所当然，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个问题相当愚蠢。在父母身旁的经历对以后建造自己的生活肯定作用很大。我们成长的家庭，我们自己建造的家庭，和从这些家庭中孕育出的孩子的个性不可能毫不相关。但是，如果这项科学工作得到证实的话，同一个家庭中的生活对孩子以后的成长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当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父母对待各个孩子的方式不同。普罗尼先生做了一项研究，他让父母和孩子们分别回忆一下家里的孩子们是否都能得到同等对待，然而加以比较，结果，孩子们的描述与父母的很不一样，这不足为奇。但是很难相信，父母对待同卵双胞胎孩子的方式一般都是大不相同，一个孩子可能会变成同性恋，而另一个却仍是异性恋。
如果这样的话，真正能使人改变的也许就是际遇了。随便一件小事，或是秋千旁的第一次罗曼史，或是操场角落里受的一场惊吓，不知不觉地就会把我们引入完全不同的结局。或许，那些看待宇宙眼光独特的人，成就会高些。但不管怎样，那些担心不久就会被科学家送上实验手术台，接受他们熟练解剖的人还是能鼓起勇气的。我们怎样变成现在这种模样，似乎永远都是一团不解之谜，感谢上帝！
（What We Learn From Twins，The Economist， January3rd－9th，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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